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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剧变来自现代化的冲击。现代的政府、大学、银行等等工业文明的产物涌入中国都市，成为改变城市传统面貌的主要力量。为解决首都的交通问题，北洋政府于1914年起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，拆除部分城墙和瓮城用于修建环城铁路，打通封闭的皇城，拆除位于天 安门两侧的千步廊。
这些变迁却让瑞典人喜仁龙(Osvald Siren)深感忧虑。“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，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，象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，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，蔑视着城墙的庇护。”这是他在1924年出版的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中写下的话，他追问：“有多少有前廊和巨大花园(里面设置着充满奇趣的假山和亭阁)的古老住宅被夷为平地，而让位为半新式的三、四层的砖造建筑?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宽，多少皇城周围华丽的粉红色的宫墙为了铺设电车轨道而被拆毁?”
1936年，时年29岁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偰则在《金陵古迹图考》中疾呼：“自今而后，实已入于一新的阶段，新式之建筑，近代之工业，已随所谓‘西化’而俱来;重以街道改筑，地名改名，房屋改建，今日之南京，实已失其本来之面目，而全然趋于欧化矣。试登清凉山，北望新住宅区，或登北极阁，南望城中，则见洋楼栉比，红屋相映，有不骇然而惊于变化之速者乎!新都之气象，固日新月异，然而古迹之沦亡，文物之消灭者，乃不知凡几矣!”
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。但我们并不能忽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程。早在1906年，清政府就颁布过《保存古物推广办法》，1908年民政部发布文告“咨行各省调查古迹”，1910年学部再次通知各省“饬将所有古迹切实调查，并妥拟保存之法”。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，北洋政府民政部颁发《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》和《保存古物暂行办法》，并发出《通咨各省调查古迹列表报部》文告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于1928年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1929年发布《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》，1930年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文物保护法律《古物保存法》。
在对现代的渴求和对西方的向往如此浓烈的近代中国，靠纸上的办法、训令、条例完全阻止古迹的拆除，未免过于理想。但在那个时代，直面城市变局的先行者们，确实已经开始思考：要保护古迹，新城又当如何建设?
1929年，国民政府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(Henry K. Murphy)等“使主其事”，制定了南京规划方案《首都计划》，称“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”，以“吾国美术之优点”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，建筑提倡“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”。而此前，墨菲设计的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、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也都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。五四以后，基督教会积极推行“本色化运动”，教会大学建筑就是当时“中国化”政策的反映。无论是政府还是教会，上述理念均可认做是民族主义时代思潮的产物。
五四以来的知识界中，竭力“保存国粹”、“整理国故”者有之，反对者亦有之，而对于城市而言，古城亦在保存和毁弃中摇摆。但从全局来看，保存中国“固有之文化”，建设中国“固有之建筑”，仍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，因此，这就排除了“彻底改造旧城”的可能性。
我们时代的文化自觉
1950年，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保护老城，另辟新区的“梁陈方案”，可惜未被采纳。此后，梁思成又热情赞颂“民族形式”的新建筑，也遭批判。历史走上了与梁思成理想相反的方向。然而，放在20世纪的大历史来看，从《首都计划》到“梁陈方案”，从“固有形式”到“民族形式”，吕彦直、梁思成等几代中国人，是否都试图凭借中国的文化自觉，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之都呢?
计划经济时代，虽有过种种改造旧城的计划，但因国家能力有限而未能实现。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，被压抑许久的城市化得以再启，但无疑，文化自觉在这次城市化浪潮中处于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。
在今天的北京街头，你会看到这样的奇妙组合：源自苏联斯大林时期莫斯科规划的环行路，而路旁的摩登大楼分明却有拉斯维加斯的影子。中国的城市似乎把美国，特别是美国西部的生活方式作为了城市化的全部，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参照系。结果，加州式的高速路或纽约式的摩天楼傲慢地从老城碾过。可这些睥睨四方的“新地标”——巨蛋、鸟巢、大裤衩，这些域外设计师的作品，又有多少是怀着对中华文化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而非是“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”呢?
也许中国城市管理者对美国城市化的理解，“想象”的成分多于事实。实际上，保护城市遗产也是美国城市化的自觉行为，早在1966年联邦政府就颁布了《国家历史保护法》，例如纽约就保护了30年以上历史建筑等单体地标1027项、历史地区74处。整体保护历史城区，乃是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后彰显文化自觉的共识，例如1962年法国《马尔罗法》和日本1975年《文化财保存法》，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6年《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》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987年《保护历史城镇与街区宪章》。
今天，一些国人自以为造高速路、摩天楼是现代化，“保护老古董”是抱残守缺，岂不知城市遗产保护恰恰是“后工业”、“后现代”的思想，郑州室内设计培训比前者的理念差不多领先了一个世纪。可是，南京的朱偰和北京的梁思成一样，似乎正因为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，反而不断落入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的境地，而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呼吁保护古城的人们却依然面临着和梁、朱同样的困境。
4年前，利玛窦住过的承恩寺被拆除，原址建起了一座大型ShoppingMall“水游城”。我们正不断地将美国郊区的生活方式复制于中国古城的历史核心区。我们的城市化，是否迷失了自我认同，是否失去了文化自觉的能力?在城市化的文化自觉重建之前，我们还将继续付出多少代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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